4月7日下午14:30，《记忆星尘——周海婴摄影艺术展》开幕式在绍兴鲁迅纪念馆临展厅举行，鲁迅文化基金会会长周令飞，绍兴市政协副主席胡少云，鲁迅文化基金会绍兴分会首任会长李露儿、执行会长鲁兰洲，绍兴市文化旅游集团党委副书记、副总经理仲丽华，绍兴鲁迅纪念馆馆长龚凌和鲁迅文化基金会全国各分支机构代表、基金会理事单位代表、绍兴市“鲁字号”学校代表等参加了开幕式。

鲁迅文化基金会绍兴分会执行会长鲁兰洲主持开幕式

鲁迅文化基金会会长周令飞致辞

绍兴市文化旅游集团党委副书记、副总经理仲丽华致辞

绍兴鲁迅纪念馆馆长龚凌致辞

绍兴市政协副主席胡少云宣布开展

嘉宾和代表们随同讲解员参观展览

周海婴（1929-2011）是鲁迅和许广平先生的独子。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，成为当时无线电专家。他谨遵父亲“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人”的遗嘱，一生端人正士、襟怀坦白，不务空名，足履实地。

他自幼喜欢摄影，10岁时就开始拍照，14岁时正式学习摄影。把深沉的眼光投向生活投向社会，投向历史瞬间，沉浸在定格、结影、显影的世界里，致力在默默的找寻之中。

周海婴先生

在近70年时间里，周海婴先生拍摄了数万张底片。在这些底片中，既有鲁迅家族的私人影像，也有许多市井百态和社会众相，更有历次政治事件的场面和细节穿插。可以说，从家庭到社会，从个人到集体，应有尽有。图像所体现的敏感与活力，具有的强烈冲击力及时代感，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。他的作品，无论是诉说瞬间的故事，还是抒发长久的情感，都让我们感悟到了生命的灵动和天籁的和谐，是中国现代史上摄影文化的瑰宝。有鉴于周海婴在摄影领域的杰出成就，他的100幅摄影作品已于2019年为中国美术馆永久收藏。

周海婴先生逝世10周年活动，是“绍兴市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、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”的主题活动之一。“记忆星尘——周海婴摄影艺术展”在绍兴鲁迅纪念馆展出，百幅精选的经典作品，向观众叙述了海婴先生至真至善至美的情怀，以及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和感受。

愿观众能从中感悟“瞬间”和“永恒”的文心画影！

·爱的记忆

鲁迅逝世时，周海婴年仅七岁，“孩子长大，倘无才能，可寻点小事情过活，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”，父亲的嘱咐是压力，也是鞭策，深藏着无尽的爱。

·上海：弄堂时光

1936年11月，许广平母子从虹口区搬到霞飞坊（即淮海中路927弄）64号，直至1948年底前往香港。霞飞坊位于法租界内，是当时上海中上阶层住宅区。上世纪40年代后期，周海婴主要拍摄对象，便是霞飞坊群体。如同他名字一样，周海婴对于上海有着深厚的感情，他镜头下的上海异常鲜活。

·东北：红色之旅

1948年底，周海婴跟随母亲，与一批民主人士，从香港秘密北上，前往东北解放区。民主人士北上对外严格保密，没有摄影记者跟随。不到20岁的周海婴，凭着激情和敏锐，不失时机将镜头对准了共和国贤达。他拍下的照片应该算做唯一历史见证的“孤本”。

·北京：安居乐业

1949年起，周海婴跟随母亲许广平定居北京，在这座古都上大学，生活，工作，结婚，生子，并成为了一名无线电专家。成年后的他没有放弃摄影，依旧拍摄社情民意和他感兴趣的人与景。

·绍兴：乡音难忘

父亲的故乡，与他有不解之缘。回绍兴祭祖探亲之余，周海婴拿起相机，定格了不少乡景，还有不忘的乡音。

细细品读周海婴先生的摄影作品，你能感受到他的摄影创作与鲁迅一脉相承，都在深刻的忧郁和孤独中暗藏着一种发现美、展现美、歌颂美的审美情怀，无论是述说瞬间的故事，还是抒发恒久的情感，周海婴先生的摄影作品，都能让人深刻感悟到生命的灵动和天籁的和谐。它们是中国现代史上摄影文化当之无愧的瑰宝。

游客们正在参观

记忆星尘

（周海婴 自序遗作）

回溯到1936年秋末，父亲过世后，悲痛的母亲健康状况很不好，一位蔡姓阿姨建议母亲去杭州异地休养,让我随去做“跟屁虫”。蔡阿姨有一只黑色小型相机，不时地拍些风景。很快她看出我对相机的好奇，允许我按了几次快门，这一年算是我摄影的开端。1943年有一天，母亲比较富裕的朋友借给我一只小方木匣镜箱，由此我正式开始学习摄影了。

1948年底，我在离开香港前往东北解放区前，花800元港币买下一架禄来Rolleiflex双镜相机，因为经济拮据，不够购买配置Tesser镜头的，用约低1/5总价买下低一挡镜头的Sornar F.3.5机子。当时我用的是香港的柯达胶卷，黑白片分二种：红盒“万利”感光度50度，另一种绿盒全色感光片,100度，价稍贵。两者约有1/5差价，使用时常常掂量自己口袋的经济力量，能省就省。香港底片用完，在上海旧货市场上可以淘到不少美军剩余的35毫米胶片，有柯达Kodak、安斯柯Ansco之类，100尺及300尺一盘，可自己卷入底片匣用。这类底片由于大部分在军队库房保管不良，买十盘中只有二、三盘能用。那个时期拍照补光是用灯泡内充填镁箔、镁丝的一次性闪光泡，价格昂贵且不易购到，许多商业摄影师便使用更老式廉价的点燃镁粉闪光。

暗房工作是从印片开始，它以底片的原大照片为成品，如需要将照片放大，放大机并非那个年代每个爱好者所能具备。我的第1台放大机是日本旧货，镜头很差。放大照片，放大纸的反差挡次从软到硬，0至5号，纸质又分光泽面、微粒面、绒面等等……，按不同需要选用。冲洗药液亦有多种不同变化。在50年代，彩色片冲洗，并不普遍，我自己在暗房配彩色显影药剂和代用药品，还试反转片，亦称“幻灯片”。因为彩色正片比较贵，我曾尝试用彩色负片制作反转正片。那个时代的彩色冲洗放大，温度要正负1度，尤以用冰块控制最难，其次是彩色放大，因外电的电压漂浮极易使色调变异，这些试验过程使我颇费心力。后来有了电子稳压电源，这才减少了许多废品。如上所说的种种“痛苦”和愉悦，恐怕现代科技条件下的年青人是无法体会的。

我的第一卷彩色照片是在香港买的安斯柯Ansco 120彩色反转胶片，全卷大部分是1949年春天我在北京拍的颐和园、北海风景，晴空碧朗云朵悠悠。送到上海南京路专门冲洗该品牌胶卷的店家冲洗，待我取回的时候，店主希望把其中风景照片留下在橱窗展出，称愿意用2卷胶卷交换，我心想，10卷也不换。50年代初，我开始喜爱彩色，抗美援朝期间，欧美货断挡，恰逢母亲访苏以及亲友隔三差五地馈赠苏联胶卷，或者用电影厂裁剩下的彩色胶片头，使我始终有彩卷可用。就这样用了各种彩色胶卷，也曾喜好自己动手冲印彩色底片照片，也试过不同配方。

我珍藏着几本厚厚的黑卡纸老式相簿，贴满大大小小的照片错落有致，那时我母亲细心地粘贴，有些用了三角形相角。页面上有很多母亲的亲笔题字和日期，每当我翻开这些相册，就像展现一个个故事。在我的数万张底片中，有一些最为得意、最有纪念价值的照片。首先是1948年从香港跟随民主人士前往东北解放区时拍下的。1948年，香港掀起了迎接“新政协”的热潮。在香港地下党布置下，大家分途北上。母亲带我和多位爱国民主人士搭乘“华中轮”海船，从香港离岸，我在轮船甲板上拍下民主人士如郭沫若、侯外庐、沈志远、宦乡和党的领导连贯同志的照片，今日看起来竟是如此珍贵。又比如，在沈阳市的铁路宾馆大会议室内，民主党派的讨论学习会场，冬季下午室内光线不足，勉强用慢速拍了两帧，虽然清晰度差，又非广角镜头，能够留下这历史的瞬间，于国于民我心足矣！当时民主人士的活动，对外严格保密，没有摄影记者跟随，不似现在无论什么场合，记者蜂拥而至，快门咔咔、闪光连连。而我的母亲处处“警告”我要自量“身份”，谨慎不能犯“错”，不能随意走动，不能自行离队伍拍摄照片……，因此，东北之行虽极为重要，但照片数量很有限，我的这几帧照片也就成了历史见证的“孤本”了。

其次是“二·六”轰炸的照片。1949年初夏，我从华北大学短期学习结束，廖承志建议我们几个“孩子”，各自补习所缺的高中文化课程后，第二年去苏联求学。这样，我返回上海旧址霞飞坊寻师回炉。不久，抗美援朝开始，我在三楼阳台听到飞机投弹轰炸声，看到窜天的浓烟，这便是“二·六”轰炸。上海卢湾区的冲天黑烟被我拍了下来。隔天我又赶去现场拍摄残垣废墟，进去后我拍到了一批炸毁的废墟，还有伤亡家属悲痛欲绝的镜头。

近七十年来，我的摄影兴趣不减，从未间断却并不连贯，这与时局、运动、心情和工作、生活有直接关系。我拍摄的题材以人为主，也有随机的景物，那是我的审美观和兴趣的体现。我喜欢遇到机会抓拍性地留影，对布设、摆布没有好感，有一阵我使用徕卡Leica机子，它虽然有迭影式对焦测距，但跟随动态却很迟滞，为了抓好瞬间距离的变化，我还自我训练用手指推拉测距杆，眼睛瞄视动作对象，在超焦范围里按快门，达到跟踪的效果。

我经历过旧社会，对“社情民意”比较敏感，抓拍中有解放前的难民和乞讨者，也有解放后的所见所闻。我不为了“猎奇”，只希望让它证明时事。在摄影中我找到的是自己的乐趣，如今却无意间为大家或小家留下了凝固的瞬间。再看今日，数码时代来临，照相机发生彻底革命，电子代替胶片，照相机的普及率造就了一代摄影族群，网络上以亿万计的照片让人应接不暇，我依然努力地跟随时代的脚步，开始用新型摄影器材，摆弄着未知同时却也在不停地回味。

2008年8月1日于北京木樨地寓